到了那个时候辩证统一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回溯历史，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社会主义宪法演进史上，或许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虽然从形式上看，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主体都有实施宪法的义务，所有国家行为都是在实施宪法，但实际上这种实施宪法的义务只是一种泛化的政治道德，无法转化为宪法有效实施的推动力。这些国家机关承担的功能都是实施已经制定的法律，司法机关没有特殊地位，甚至和行政机关的功能没有区别。

受这种理念影响，政治化的实施也是目前中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即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各种政治力量来推进宪法实施。与此相适应，推进宪法实施的理论设计和方案也应超越政治动员模式，转向重视宪法实施保障的法律机制。其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型领导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宪法的发展影响深远。《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7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08年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七章。

在上述变法思维主导下，宪法实施要寻求宪法之外的力量，以实现宪法的规范效力，即政治化的宪法实施方式。[8]参见《民族区域自治法》、《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决议》、《山西省人民陪审员选举办法》等。[36]相应的，还有学者从更为宏阔层面主张废止宪法第67条第3项，并由全国人大统一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并建议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延长两天专门用于讨论、决定立法议题。

[52] 徐向华、林彦：《立法法修正案评析》，《交大法学》2015年第4期，第65页。刑法以剥夺公民自由为主要制裁手段，不良的刑法无疑是对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孟德斯鸠得出了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的结论。如果这一前提条件不具备，则应该从暂时分权与规范权力层面再设计，将刑法等基本法律修改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如果引致这一权力配置的条件没有发生改变，即全国人大本身在代表构成、代表数量、会期、职能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调整，[39]目前单纯强调回收国家立法权，显然并非周全之良策。

如果仅从单次数据看，显然属于宪法规定的部分修改与补充，如前五次刑法修正案修改条款比例均低于2%，罪名修改数量也不多基本法律规范虽然并非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从其地位出发，有必要纳入宪法视野中的法律的基本原则中。

即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法中已经存在的罪名，也应该慎重对待，不能频繁进行，否则，赋予其修改和补充基本法律的权力而不对其修改内容进行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修改权侵蚀全国人大的制定权就成为必然。[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后两项内容都是为此服务的。让权力行使具有可操作性，更为关键的是便于体系内外的权力监督。[32]必须回到宪法文本，以立宪主义精神为统领，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予以规制，将之纳入合宪性审视，以规范其僭越之权力，达致一种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而对于刑法频繁修改，平均不到两年修正一次，甚至出现一年修正两次的特例，如刑法修正案二与刑法修正案三。国家权力中，最具强制性的权力就是刑罚权，即认定犯罪并剥夺公民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权力。图1  复合型国家立法权结构 刑法修正权限由全国人大唯一行使格局的实质性松动，始于现行有效宪法1982年宪法在前三部宪法实施基础上的变革。全国人大只对宪法基本权利，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诸如《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诉讼和仲裁制度，拥有法律保留制定与修改立法权限。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出于一种无奈与忧虑，有学者从法律效力层级方面着手，期冀藉此约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如周永坤教授提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其他法律）在位阶上不完全是同一的，起码在涉及基本法律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基本法律的效力高于非基本法律。

但这种宽松的授权容易导致基本法律修改权被滥用。这些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宪法第5条：法治原则、一切违反宪法须追究原则。

上述这些原则、权利与权限，在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必须受到宪法的规制。本文认为，从刑事法的角度而言，制定是指确立新罪名，而修改的对象是已经确立的罪名，补充在立法活动中本来没有其独立的地位，所谓立法，是指废、改、立的活动……因此，补充一部分属于制定的范畴，另外一部分属于修改的范畴，只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分别窃取了制定和修改的部分内容，而取得独立的地位。[④] 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42]尽管不能够否认我国现行宪法还存在某些不足，但如果将这部宪法视为极端不正义的法，则是有失偏颇的。[38] 张翔著：《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但如果是增加新条文、新罪名，则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否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便享有了制定基本法律的权力。

字义多义时，以法律的产生史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系统相关性作为进一步的辅助手段。全国人大立法权是中国最高立法权，在我国国家立法权体系中居于第一层次。

3.禁止修改刑法总则 宪法视野中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到部门法中，既包括基本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也包括基本制度或基本法律规范，如果说基本原则是基本法律制定和运行的指导思想，是基本法律的灵魂，那么基本法律规范就是基本法律的骨干和核心，对其他法律规范具有统帅作用，基本法律规范上承基本原则，下接一般性的法律规范。明确性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自由的基本要求。

（二）合宪性行使：扎牢刑法修正权的界碑 拉德布鲁赫曾指出，在协调法的正义性与安定性问题上，一般说来，法的安定性优先于正义伸张，除非实证法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作为‘不正当的法律则必须向正义让步。这就需要对于宪法的部分作出明确的规定，所谓部分修改和补充之部分不仅指一次性修改的幅度，也应该约束累计数值，且单次或累计补充、修改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统计基数可以考虑不包括总则数量，以呼应禁止修改总则的规定。

宪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个人的基本权利、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宪法的修改。三、刑法修正权力失范的考察 立法权限问题，要言之，就是立法主体根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在多大范围行使立法权，应当在多大范围内行使立法权，事实上在多大范围行使立法权问题。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结构调整等重大宪制问题。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在现代国家理论中，国家权力所有权与行使权相互分离。[46]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但是，这种 化整为零的侵蚀式修改，累计计算数量却是惊人的，对于36.95%的修改条款与23.15%的修改罪名比例，则再很难用部分补充和修改或如有学者指称的中等程度以下的修改[25]予以涵摄。所有权属于人民，行使权为少数官僚阶层掌握。

这就要求对于权力的授予应该尽可能明确，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这一独特的宪法发展方式，不仅拓展了对宪法规范外延的认知，而且对构建和完善面向未来的宪法实施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15]由是观之，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持的立法职权并不具有独立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分享的刑法等基本法律修正权在权力性质上具有典型的依附性和从属性，全国人大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享有充分的监督、约束权能，以防止国家立法权的异化与滥用。这是从立法主体、立法程序、法律效力层级方面对于关涉公民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基本权利的最高保护，体现了立法意义上的最高立法原则。通过立法，特别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我国一些重要的宪法性制度得以构建和完善起来。

第67条（2）（3）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务会行使下列职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在拥有和行使国家立法权方面受制于全国人大，是我国国家立法权的第二层次……全国人大立法权领导和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依附和从属于全国人大立法权。

[32] 江必新：《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43] [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著：《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四、刑法修正权限的修正：迈向合宪性轨道 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侵蚀式法律修正模式对全国人大关于刑法等基本法律修改权造成了实质性侵越，为了维护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立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必须从刑法立法合宪性视角这一宪制立场进一步规范基本法律修改权，确保刑法修正运行在合宪性轨道之上，从立法源头上形塑刑法不仅是犯人的大宪章，更是公民自由的大宪章。而这样的比例是否到了顶峰？或者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以此为临界而停止修正刑法、进而在社会情势变更导致确实需要修改刑法之际提请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先例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 67 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